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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家学术观点的分歧，是社会的福祉，经济学科具有超前性、预期性，也许，它恰恰需要一种建设性的对抗”。

  2018年12月18日，人民大会堂来了上百位各行各业的杰出代表，他们被授予了一个共同的称号：“改革先锋”。87岁的厉以宁也在其中，得此殊荣源于他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

  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经济学家，他们为中国经济发展把脉，并建言献策。其中，厉以宁无疑是把脉最准的那一位，从股份制改革，到打破民企和国企的不平等地位等，他的主张，最后往往会成为政策。

  厉老最大胆，也最为中国民营企业家铭记的一次建言，是他对中国民营经济情况的反映与支持。

  2005年2月24日，《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俗称“非公经济36条”）正式出台。

  中央政府以专门文件的形式，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这还是头一次，甚至有人称2005年是民营经济的春天。

  2003年，厉以宁由全国人大转任至全国政协工作，主要做两件事：扶贫和关注非公有制企业发展。

  ▲为纪念第21个国际消除贫困日，“2013全球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在京举行。其中，厉以宁出席论坛并发表主旨“中国城镇化进程的经验和挑战”发言

  他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时非公有制企业处在一个不公平的地位。“比如非公有制企业跟国有企业之间发生了债务纠纷，如果是国有企业欠非公有制企业钱没有还，这是商业纠纷；如果是非公有制企业欠国有企业钱没有还，这是侵吞国家资产，是有罪的，这是不公平的。”

  为了弄清楚民企究竟有哪些困境，厉以宁专门到广东、辽宁等地调研，听取企业家意见。

  这些企业家，有委屈不敢诉说，生怕得罪地方政府，因此导致在银行贷款、工商税务缴税遭遇不公平待遇。

  这些现实，社会上许多人都观察到了，敢于正视现实，甚至公开反映的却寥寥无几。

  调研归来后，厉以宁把调研成果写成一篇长达17页的报告，并将这份《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建议》报告送到了国务院。

  报告重点论述了非公有制企业的及其重要的作用，比如增加就业、带动科学技术创新等。他直言民营经济遇到的主要阻碍，包括了市场准入、投标信息不对称、以及税收、信贷不公平待遇等。

  报告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总理很快做了批示：要研究制定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文件。

  第二年，“非公经济36条”诞生，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和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对非公有制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实行同等待遇。

  尽管有政策支持，但执行起来却是另一回事，人们形象地把这种现象称作“玻璃门”、“弹簧门”。

  玻璃门指的是尽管规定民营资本都能进入，但落不到实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却无法入场，“弹簧门”则是指即便能进入一些领域，但总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被弹了出来。

  有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4月，全社会80多个行业，允许外资进入的有62个，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的只有41个，与2005的数据相比，几无差别。

  了解到这一情况的厉以宁，借助2010年两会的机会，再次向总理进言，细数民营经济发展中的困难。随即回应：“要放宽民营经济的准入，解决所谓‘玻璃门’和‘弹簧门’的问题。真正自愿投资，投资能够够到我们期待的结构转型方向的，我们都应该支持。”

  很快，《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被称作是“新36条”，与“非公经济36条”相比，“新36条”对民间资本的开放力度更大，内容更加全面，操作性更强。

  比如，针对石油、电信、金融等行业和领域存在的准入难问题，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了“非公经济36条”等文件中有关放宽市场准入的政策规定，更加具体地提出了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相关行业和领域的范围。

  之后，厉以宁又多次在不同的场合为民营企业家发声，每一次，不能离开“要对民营经济一视同仁”的核心思想。

  四年前，即将高中毕业的他参观了一家大型化工厂，看着一排排轰鸣的机器，厉以宁心中燃起“工业救国”的梦想，他立志成为一名化学工程师。

  本就数理化成绩出色的他，如愿被保送到金陵大学化学系深造。然而，才刚上大二，金陵大学就停止了运转。

  新中国成立后，厉以宁决定参加高考。在北京的老同学不仅替他报了名，还填了志愿。事后来看，老同学眼光相当准，他觉得厉以宁有扎实的文学功底、思路又开阔，还当过会计，学习经济学有优势，厉以宁就这样被推上了经济学理论研究道路。

  大学的四年，厉以宁要比其他同学更勤奋，寒暑假基本没回过家，整天泡在图书馆里。即便是在学校上课，他也起得比别人更早，争分夺秒学习新知识。

  北大经济系代理主任陈振汉教授就十分喜爱这个勤奋用功的弟子，给他的评语是“成绩优异，名列前茅”，甚至将他视为学术接班人。

  入学的第二年，厉以宁就在一份报纸上发表了万余字的文章，歌颂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制度。这在当时不足为奇，中国经济学界以苏联政治经济学为主导，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信奉的多是苏联那一套。

  1955年，厉以宁以优异的成绩得以留校工作，他选择到资料室做编译，理由是“自己口才不好”。冷板凳一坐就是二十年，期间他还被下放到江西、北京等地农场劳作。

  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厉以宁逐渐对过去所学产生了怀疑。他坚信中国要富强，人民要过上好日子，不能再依靠计划经济的模式。厉以宁把所思所想记录下来，偷偷藏到床铺下，生怕被别人发现。

  日后，凭借这些积累，厉以宁在学界逐渐崭露头角。以至于曾有人笑言，厉以宁出名太容易了，把过去那些压在床底下的稿子拿出来发表就够了。

  1978年10月3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调整政策，逐步缩小上山下乡的范围，有安置条件的城市不再动员下乡。

  这为知青返城撕开了一道口子。据不完全统计，1968年至1978年十年间共有1776.43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们一窝蜂返回城市，却不得不面临一个尴尬的现实：找不到工作。

  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大多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无法消化这么庞大规模的劳动力。此时的厉以宁已经回到学校，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那些压箱底的稿子也得以发表，逐渐在业内声名鹊起。

  1980年，一场专门针对怎么样才能解决知青就业问题的会议召开，厉以宁受邀出席。当着中央一众领导的面，他说出了自己的策略：大家可自行集资，兴办企业，并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国家不用投入一分钱，就能解决就业问题。

  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建议，“姓资姓社”的问题纠缠不清，股份制更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象征，是洪水猛兽，厉以宁触动的是最为敏感的所有制问题。

  可想而知，厉以宁被围攻了，指责他的人认为“这是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但在厉以宁看来，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够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够实现资源的有效率地配置。

  此后，厉以宁更是多次提出要实行股份制改革，但反对者依然居多。实际上，股份制改革的背后，是厉以宁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思考。

  在改革开放之初，关于中国经济该如何改革的问题，大致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仿效曾经的西德，主抓价格改革，全面放开价格，接受市场波动，另一种便是厉以宁主张的所有制改革。

  厉以宁认为，西德以私营企业为主，而中国是计划经济模式，国有企业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不可能因价格放开而变得灵活，所以不能生搬硬套，还要结合真实的情况来。

  1986年4月25日，厉以宁在北京大学校庆学术论坛上直言：“所有制改革是改革的关键，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

  他这么判断的依据是：“价格改革主要是为经济改革创造一个适宜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环境，而所有制的改革或企业体制改革才真正涉及利益、责任、刺激、动力问题”。

  但这种观点，依旧不为主流所接受，当时甚至已经有很多高校停止教授和讨论股份制改革。但面对压力，厉以宁始终以一个诚实严谨的态度阐述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

  在他看来，股份制本身没什么社会性质，其性质取决于投资者的性质，股份制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社会主义实行股份制并不代表改变企业的公有制的性质，而是以新型的公有制代替传统的公有制。

  直到1992年，发表南方谈话，关于股份制的争论才结束。1997年，十五大正式提出，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股份制可以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

  而随着股份制的推行，相关立法也提上了议事日程。1992年6月，厉以宁出任《证券法》起草小组组长。历时六年，1998年12月全国人大终于高票表决通过了《证券法》。

  期间，厉以宁带着起草人员摸着石头过河，付出了大量心血，为证券市场的规范运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8年1月12日，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出现了戏剧性一面，厉以宁和吴敬琏竟然同台亮相了。

  在80年代中后期，两人对经济改革的方向就截然不同，厉以宁认为企业改制势在必行，吴敬琏则认为应第一先考虑价格改革。因为二者的主张鲜明，分别被戏称为“厉股份”和“吴市场”。

  2000年10月，《财经》杂志刊登《基金黑幕》一文，引发基金公司强烈反应。其后，吴敬琏接受各个媒体采访时表示，“明确反对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的行为，并主张规范市场，引发热议。股票市场随后出现大幅度波动”。

  在他看来，“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做庄、炒作、操纵股价可说是登峰造极”。

  言下之意，股市比赌场还可怕。对此，厉以宁则针锋相对，和萧灼基、董辅礽、吴晓求等经济学家一起召开记者会，公开回应吴敬琏观点。

  厉以宁表示，“基金黑幕问题引发了证券市场问题大讨论，但投资基金业的成绩不能抹杀，接下来要在提高透明度、加强监管、提升工作人员素质等。”

  尽管两人的争论大多时候相当激烈，但当记者问及和吴敬琏的学术分歧时，厉以宁直言：“我和吴敬琏有过几次争论，其实我们俩关系挺好的。我们俩是高中同学，我们俩在改革大方向上始终是一致的”。

  在他看来，“经济学家学术观点的分歧，是社会的福祉，经济学科具有超前性、预期性，也许，它恰恰需要一种建设性的对抗”。

  而面对学生，厉以宁脸上多是溢出轻松的笑容，眼睛闪闪发光。有学生回忆，厉以宁总是会提前十分钟到教室，在黑板上写下要讲的提纲，从大处着手，抽丝剥茧，引人入胜。

  而投入学术六十多年，厉以宁一路走来，曾面临过质疑，也遭遇过挑战，但他坚定如一。他说：“作为读书人，总有些正心、齐家、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这是我坚持至今的动力。”

  [2]《“改革先锋”厉以宁：关于中国股份制改革的回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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