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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永好：这次三中全会我着重关注两个方面，第一是民营经济，国家将非公有制经济提到了更重要的位置，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的鼓励、支持、推动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毫不动摇的鼓励、支持、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国家的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政策对民营经济支持的力度，对民营经济整体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当然我们自身还要不断的努力。

  另一方面我还关注农业，三中全会也谈到了要给农业更多的支持，进一步的推动城镇化，谈到了现代农业的重要性，谈到了要让农民享受与城里人同样的待遇，谈到了城镇的户口向农民开放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积极的方面。

  《21世纪》：新希望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成长起来的企业，也是典型的非公企业。历届三中全会后经济环境都有所变化，哪些变化让新希望感触最深？

  刘永好：我们特别感谢小平同志，通过改革开放提供了非公有制企业的生存空间和机会，今天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谈到的这些决定，令我非常的激动。正是我们的祖国的进步，才有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才有我们的今天，所以说我作为一个最早的创业者，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我感到骄傲。

  过去十年，我们的行业基本产销平衡，规模越大，盈利越多，越存在竞争力。而当前，市场的基本需求趋于饱和，甚至略有过剩。我们目前新的发展机遇主要基于两点：一是市场对产品多样化和高品质的需求在日益提升，企业在贴近市场、贴近消费者上大有文章可作；二是农产业持续向现代化和创新经营模式方向转型。

  刘永好：我们比较早的时候就提出一个理念，叫“顺潮流而动，略有超前，快半步”。我们新希望集团海外发展经过大概十七八年的努力，在国外已超越30余家工厂，我们还需要加强海外的布局，除了到发展中国家建设工厂外，另一方面，还要到资源充足的地方去投资，去发展，到发达国家收购品牌，引进技术，这是我们海外发展的策略，我们就是按这样的思路在做，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刘永好：我们有一个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更主要的是这一个市场现在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每一天都在产生巨大的、新的需求，不仅对数量的需要，还有对多样化、对品质、对食品安全的需求。这样的市场尤其对于农业有突出贡献的公司来讲，存在大量的机会。另一方面，中国农业正在转型，由传统的小、散、乱向适度组织化、适度规模的方向发展，这也给我们大家带来了巨大的机会。

  我们希望做到和农民、土地、农村的关系是互相依赖，互相推动，互相支持的关系，我服务农民，服务养殖场，服务家庭农场，服务合作社，让他们获得技术、资金、市场的综合服务而提升他们的收益，与此同时，我们的企业得到发展。

  《21世纪》：中国的耕地和建设用地不同于其他几个国家，改革也正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向土地流转集中过渡，对新希望来说，这种制度环境的改变意味着什么？新希望会否调整自己的业务模式？

  刘永好：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慢慢的变多的农民转移到了城镇，也有一部分人，1990年代到城市打工，如今年龄四五十，他们有一定的见识，也有一定的积蓄，但是仍然难以在城市当中生根，因此回到家乡，重新选择务农。他们现在不会再像十几二十年前那样拿把锄头就去犁地。他们受到城市工业的熏陶，更加愿意有组织、成规模的去从事农业，而所获得的经济收益通常与在城市打工所得差不多，若发展较好，还会超过进城务工。

  当然，他们要诸如资金、技术、市场等多方面的服务，而新希望正是看准了这样的需求和市场，正在向这样的家庭农场、中小型农业公司可以提供专业的、综合的服务。我们大家都希望搭建一个综合服务的平台，更多的为农民服务的同时，企业自身得到长足的发展，这就是我们业务模式的转型，也有益于国家所倡导的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21世纪》：本届三中全会改革的关键时间节点是2020年。企业对2020年的经济体制有哪些期待？

  刘永好：我最关心的是对非公有经济的看法，改革开放35年的历程就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与变化过程。这次三中全会谈到公有制、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能看出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是在不断地向上的，向前的，这给我们极大的鼓励。

  同时我也希望国家对民营经济的政策能进一步落地，在行业准入、资源配置等方面能够一视同仁。我希望弹簧门、玻璃门都不要再存在，脚踏实地地做成一个敞亮的大门，欢迎广大的非公有制企业进入，这是我的期望。（编辑 王洁）